【文/亚历山大·卡普、尼古拉斯·扎米斯卡】
1976年12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美国历史学会会议上，阿默斯特学院的中世纪欧洲史教授弗雷德里克·L. 谢耶特发表演讲，呼吁废除美国高等教育中曾作为本科生必修课的“西方文明史”。关于这些通识课程的争论已在大学中持续数十年，在战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更是愈演愈烈。
问题在于，如果学习西方文明被视为一种必须，那么从古希腊和古罗马，到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再到美国这个新共和国的实践，美国高校的本科生究竟应该学习哪一部分内容？而更根本的问题是，西方文明这个概念本身是否具有足够的内在一致性与实质内涵，从而能在教育语境中承载真实意义？这些课程催生了一场关于其在校园中定位与作用的亚文化论争，而这场随后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论争，也恰是当今持续显现之文化分裂的先声。
这段课程的消亡史或许早已湮没于众多硅谷人的记忆之中，但却揭示出了我们当下所处困境的根源。这不仅仅是关于大学生应该学习何种内容的争论，更是对教育本质的叩问。
除了能够为那些有幸入读名校者提供功成名就的机遇，大学教育的目的究竟为何？在宽容与尊重他人权利之外，我们的社会还应秉持哪些价值观念？高等教育是否应当、又该如何塑造一种集体认同，使其成为促进团结与凝聚共同目标的基石？后来参与缔造硅谷及推动计算机革命的那几代人，正是在这场对民族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大规模价值重估中成长起来的。
传统主义者认为，本科生应接受一些基本的思想熏陶，接触柏拉图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等思想家和作家的作品，甚至包括但丁与马克思，唯有如此，他们方能理解个人所享有的自由，以及自身在世界中的坐标。
当时的许多人都迫切希望能将支离破碎的历史与文化记录，构建为一套连贯的叙事体系。西方传统核心课程的支持者则略带实用主义地提出，美利坚合众国需要在日益多元的文化精英阶层中，构建一种共同的精神遗产与国家认同。
以1947年执教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为例，他主张构建一套统一的经典文本与叙事体系，甚或说是一种“神话”，以赋予学生“共同公民身份的意识、理性共同体的参与感、对任人唯贤制度的信念，以及对真理可随代际拓展与完善的信仰”。
这套西方传统核心课程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推动乃至促成了将美国细碎且异质的文化经验熔铸成为一种国家认同的进程。这近乎某种公民性宗教，既扎根于跨越了数个世纪的真理与历史，又怀抱一种试图为国家事业提供统一性及根基的理想。
那些声称此类通识课程已过时的反对者，包括阿默斯特学院的谢耶特等人抨击说，那些关于西方文明演进轨迹的所谓宏大叙事，本质上都是虚构的。他们认为此类课程过于排斥其他文化视角，也过于片面，因此不应将其强加给学生。
纽约大学哲学教授夸梅·安东尼·阿皮亚是“西方”这一整体概念的批判者，他后来指出，“我们人为编造了关于雅典民主、《大宪章》、哥白尼革命等宏大叙事”，无视各种反面的例证，并最终构建出了一套“西方文化本质上即个人主义、民主、自由、宽容、进步、理性与科学”的结论。
对阿皮亚等学者而言，这种理想化的西方形象不过是一个传说，它兴许令人着迷，有时也似乎很有说服力，但终究是一种牵强附会的叙事。它并非是从历史中得出的自然结论，而是对历史记录的生搬硬套。
当然，关于“西方”究竟位于何处，即哪些国家才算作西方，也存在巨大争议。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时，附上了一张划有一条分界线的欧洲地图。这条分界线是由当时牛津大学研究员威廉·华莱士提出的，用以表示截至1500年西方基督教的传播范围。
大多数学者抵制亨廷顿将世界简单划分为7个或8个截然不同“文明”的做法。尽管他的框架确实过于简化，甚至其吸引力也恰恰来自这种看似明确的划分，但学界对亨廷顿理论的全盘否定，最终扼杀了关于文化如何塑造国际关系与经济发展等议题的严肃规范性讨论。不同文化间的断层线究竟在哪里？哪些文化能真正推进其公众利益的发展？国家在阐释与捍卫民族文化认同方面应扮演何种角色？对于那些渴望获得终身教职的学者而言，整个这一领域都变成了不敢轻易碰触的禁区。
20世纪70年代末，传统主义者即便尚未彻底溃败，但起码已输掉了这场战斗。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历史学会会议上，谢耶特对同行们说，“并不存在单一的历史叙述”，而是“存在诸多可能的历史版本”。谢耶特绝非激进分子，他1932年生于纽约，中学毕业于宾夕法尼亚的百年私立寄宿学校摩尔西斯堡学院，随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并最终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1963年，谢耶特成为阿默斯特学院的欧洲史教授，并在那里任教近50载。谢耶特的学术兴趣偏向保守，且专注于欧洲史的一些冷门领域，特别是对11到12世纪中世纪法国历史的研究。
从这个角度来看，谢耶特本人实则是他所挑战的学术建制派的一员。他提出的改革呼吁，也正体现了学界内部普遍支持废除“西方文明史”通识课程旧体系的倾向。在谢耶特等学者看来，这类历史与思想课程缺乏足够的内部逻辑连贯性，不足以使其成为大一新生的必修内容。他向其同人阐述的“人们逐渐意识到，那些曾被视为普适性的内容实质上都带有宗派性”这一观点，恰恰也代表了当时学界对此类课程体系的主流批评。
“西方文明史”课程的式微实则已持续多年，且愈演愈烈。早在上述华盛顿会议召开的10年前，此类课程在美国高校中的主导地位便开始遭遇真正挑战。在20世纪60年代，一系列的社会动荡让很多人开始质疑：我们被灌输和教授的历史，到底是谁的历史？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这些课程“有些是自然消亡的，有些则是被直接扼杀的”。以斯坦福大学为例，在二战结束后的许多年里，“西方文明史”一直是该校的一门必修课。学生们可以通过阅读该课程推荐的一系列经典著作，了解到远至柏拉图和卢梭，近到马克思和阿伦特等人的思想和观点。
但到1968年11月，一个由10人组成的委员会决定废止这门课程。委员会主要由学校的行政人员和教授组成，而兴许是为体现当时的民主氛围，他们还特意纳入了一名哲学系本科生。在一份报告中，该委员会得出结论：这类仿效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设置的课程已然“行将就木”。
二战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都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改变。就在斯坦福大学决定取消这门标志性通识课程的数月前，马丁·路德·金与罗伯特·F. 肯尼迪相继遇刺身亡；而在此之前的冬天，越南人民军发动了针对“南越”的“春节攻势”，此役普遍被视为美国败退越南战场的开端。面对20世纪60年代一连串剧烈的社会动荡，学术界却还在执意坚守那些被很多人视为虚构的旧日残迹，这两者之间的割裂，显然已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
斯坦福大学的这门课程于1969年被正式取消。当时该校学生报纸的一篇文章称，这是一次“黯然的退场，而非轰轰烈烈的谢幕”。到了最后阶段，校园里反对取消此类传统经典必修课程的声浪已变得十分微弱，甚至几乎完全归于沉寂。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到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对旧有教育体系的质疑渐成大势，学生们发现“教授们早已摆好了退守的姿态”。
美国斯坦福大学
在许多批评者看来，像“西方文明史”这类如此宏大的课程，却只能从浩如烟海的经典著作中择取寥寥数本纳入其中，仅凭这种在编纂教材时所暗含的明显随意性，便足以成为废止该课程的理由。“我们为什么只选柏拉图，却不选亚里士多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主任约瑟夫·图斯曼在196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质问道，“为何不多选些欧里庇得斯的作品？选了《失乐园》，却又为何漏掉但丁？有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为什么没有马克思？”
这些关于编纂的争议固然激烈，但却掩盖了“经典之争”所暴露的更深层问题，以及这一争论背后的重大意义。几十年来，这类通识课程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实则基于如下前提：美国的学术界和高校学生需要将自己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并将美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同欧洲乃至古代的历史渊源相联系。正如19世纪90年代美国历史学会的某位评审委员会成员所言：“若脱离了欧洲历史的根基，美国历史不过是一只悬浮于半空的气球。”然而，拴着这只气球的绳线如今却被割断。